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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主的工作在乎人过于在乎方法，但我们采行的策略仍然重要，特别在战争的气氛中。日本人入侵中国时，他们以为借着从北方进攻，能在六周内占领首都南京。然而，因着一位中国将领的忠信，他们无法作到。此后，他们想要从南边的上海进攻，但那时蒋介石已预备好将政府迁往中国内地汉口。不但如此，中国人有能力在上海反对侵略。这例子证明在战争中有正确策略的重要性。

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，我告诉领头的弟兄们，我们不会以在中国作工的同样方式作工。我们不会去公会和宗派， 但要尽所能的传福音。我们安排福音队，并在台北到处张贴印刷的海报。然后我们印了成千上万的福音单张，将这城以街道划分，把单张放在每家的信箱里。在短时间里，台北每个人都拿到单张。每个主日我们的福音队出去，把人带来坐满大公园，在那里传扬福音。我们搜集到好几百个名字，圣徒就去探访他们。我们的长老和服事者，有许多是来自那些被探访的人。我们在四年内得着四、五万圣徒。这使台湾的基督教震惊，而我们成了台湾第二大的基督徒聚集。

此后，我们教导所有得救的人认识召会。当我们教导某件事，就透彻的教导。一位来访的传道人曾说了反对召会立场的话，之后我开特会，释放三十篇关于召会见证与立场的信息。这样所有的圣徒就非常认识召会的立场。这是我们的策略。那时蒋夫人，就是蒋介石的妻子，也是个真基督徒，邀请我向她的祷告小组说话。因着惧怕共产党侵犯，在那聚会中的姊妹们都真诚的向主祷告并呼求。

我们在美国的策略虽然好，但弟兄们应用得不够强。今天许多圣徒也许不清楚召会的立场，他们也许不知道我们为何而站住。这指明我们没有透彻的教导这些事，正如我们在台北所作的。今天有些弟兄太轻率的看待召会的立场，甚至对基督的真理也如此。当我们作一件事，该有正确的着重点。这是我们的策略。在许多国家成立书房，翻译并印行高品真理，其原则是一样的。我们该训练年轻的受训者和同工，不仅要传讲，也要在各地设立书房，让人阅读并研读我们的书籍。这么作一段时间后，许多新的召会将被兴起。我们不该笼统的作工而没有正确的着重点，我们需要刚强的作这些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