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們唸你聽#79】李常受文集 1994~1997年 第二冊（131~142頁）.m4a

恢复的意义 当我们说到主的恢复，我们需要了解，恢复是指一种改正，为要回到召会原初的情形。比如，哥林多召会是保罗所建立的，然而过了也许不到十年，召会就变质了。根据林前十五章，哥林多召会中竟有人连复活都不相信。他们说，没有死人的复活。（12。）因为堕落到了这个地步，保罗就写信给他们，以改正他们的情形。这样的改正就是恢复。 召会历史上的改教运动，其中有相当成分是主的恢复。路德马丁（Martin Luther）的改教是召会历史上一件很大的事，因为当时的天主教连得救的基本信仰都失去了，以致信徒都不懂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以为得救是靠苦修。路德指出天主教所教导的靠苦修得救是异端，并指出圣经上说，人的得救不在乎行为，乃在乎信主耶稣，一信就得着称义。（罗三22，26。）这是一个很大的恢复。借着这个恢复、改革，带进了更正教。不过这个改革并不彻底，很多天主教的影响还遗留下来。 恢复带有改革的意思，也包含了复兴。在圣经中，凡神所作的，无论创造或新造，一作就达到高峰。神的创造是从无生有，而且是一次就达到完美。比如，人的五官没有办法改良得更好，但是人所发明的电脑，这个月才问世，下个月又更新了。人发明的东西需要不断改良，但是神所创造的是最完全的。此外，召会作为神的新造，在当初五旬节出现的时候也达到高峰。但召会一交在人手里，光景就下滑，因此就需要复兴、恢复。基督教一直以来的历史就是如此。 召会的恢复是逐渐的，并不是立即恢复到百分之百像原初一样。在以斯拉记，以色列人重建圣殿，立根基的时候，老年人都哭了；因为他们见过从前的圣殿，眼前的圣殿不能和从前的相比；但是也有些人大声欢呼，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和哭号的声音。（三12～13。）看见新殿立定根基是很喜乐，但是想想起初的殿，还是无法相比。 天主教、更正教与主的恢复 今天信仰基督的团体，大致上可分三大类，就是天主教、更正教、和恢复的召会。天主教又称大公教（Catholic Church），“大公”含有一统天下的意思。这个一统天下的大公教，是以罗马教皇为最高权柄。当初主设立的召会，的确是一统天下，因为主自己是召会的元首。但在主后第六世纪，原初的召会已经走样，越来越乱，到最后产生出一个一统天下的教皇。 混乱的过程要从第二世纪说起。当时教父们的功劳，是读出圣经中三项重要的真理。第一项是三一神。圣经里没有三一神这个辞句，但是有三一神这个事实。第二项是基督的身位。到底基督是人还是神？该怎么说明？教父们讲得很详细。连约翰一书都记载了这项真理的辩论。（二22～23。）有人说，基督不是在肉体里来的，基督是神而不是人；（参四2；）又有的人说，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，但祂不是神，只因为祂作得太好了，才变作人上人，完全人中的完全人。以中国话来说，第二种讲法就是人被封为神。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就是景教，也讲这个。教父们读出的第三项真理，就是神成为人的目的是叫人成为祂。这是当时一句普遍的格言。 为了这三项真理，教父们彼此争论得很厉害。当时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罗马帝国，管辖全地中海的范围。在他统治之下的民族太多，彼此不能合一。其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基督徒，但是教父们彼此争执，相互攻击，争执非常严重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在主后三百二十五年，君士坦丁召开一次大会，亲自作主席。其实他当时根本还没有得救，但一声令下，各派人士都来了，他就监督他们彼此辩论。大会末了立了一个结论，就是奈西亚大会的信经（Nicene Creed）。今天的天主教和一些更正教团体都接受这些信条，礼拜中也要信徒背诵。因这个信条并不完全，有的人暗中也不接受，所以召会的情形仍然混乱，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；到第六世纪的时候，就产生了教皇制度。 教皇（The Pope），原文意父亲，意指教皇是一统天下的父亲，因此这不是一个正当的名称。一个人怎么有资格作召会的父亲呢？天主教的说法是，教皇称为父亲，是代表性的，如同基督代表神一样。按着这个说法，先是基督代表神，基督死后，就由彼得来代表神；彼得是第一任教皇，接下来一代一代都有人继承。到了五百七十年，就产生教皇制度，有了一个教皇，一统天下所有的信徒。虽然说是一统，其实只是在西方的罗马天主教范围内，不包括东方的正统教（Eastern Orthodox Church），简称为东正教。西方的罗马天主教是以罗马教皇为首，东方的正统教则是以君士坦丁堡（Constantinople）的大主教为首，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。东正教从来不服罗马教，但是二者曾经非常相近，只是后来罗马教承袭罗马文化，用的是拉丁文；东正教承袭的是希腊文明，用的是希腊文。在第九世纪，东正教传教士有负担把圣经、福音送到了俄国，还替俄国人造字，所以俄文字母里有希腊字母的成分。这就产生了俄国的正统教（Russian Orthodox Church）。于是到了中世纪，就有三个教了，一个是罗马的天主教，一个是希腊的正统教，还有一个是俄国的正统教。 到了主后一千五百多年，路德马丁被主兴起。他指出这些自认正统的基督徒中间有个大异端，就是靠苦修得救。但根据圣经，人得救绝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而是靠信基督，得着基督为义，就是因信称义。很多人起来响应他，就引发了宗教改革（Reformation），产生了更正教。更正教中的信义会就是跟随路德的人，所以也叫路德宗（Lutheran）。起初，路德并没有意思要脱离天主教，只是想改革，但是天主教对他的逼迫越来越厉害，甚至想要杀害他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因为路德发动改革的所在地威腾堡是德国选侯的管辖范围，德国的选侯就出来护卫路德，并趁机挣脱天主教的管辖，结果就产生了德国自己的国教。路德因为受他的保护，只好拥护他；这是路德的弱点。宗教改革并没有带来完全的恢复，因为一面说，路德的改教没有改得彻底，另一面说，改教反而产生出一个德国国教。德国国教出现以后，丹麦国教、英国国教等都陆续产生，形成更正教里各国的国教。 国教兴起来之后约一百年，许多读圣经的人对国教的存在都不赞成，就各自立会，其中有浸信会和长老会。浸信会不是国教，而是根据浸礼立会，强调要把信的人浸到水里这个实行；而长老会是以长老治会的实行为依据而另行立会。除了长老会和浸信会外，还有循理会、美以美会等私立的会派。宗教改革恢复了某些重要的真理，但召会分裂的情形却越来越严重。 主后一千六百多年时，天主教和国教都逼迫私立的会派，逼得他们无法生活，四处逃难。十八世纪时，在德国南部有一个伯爵名叫新生铎夫（Zinzendorf），他接纳各地受逼迫的弟兄们到他的庄园里居住，于是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到他那里去。大家虽然住在一起却各有背景，聚会的时候还彼此相争。新生铎夫就根据圣经的话，说服他们一概放下自己的意见。之后，他们第一次聚集擘饼，圣灵就大大的浇灌。在和好之后，他们都得了复兴，史称为“摩尔维亚弟兄们”（Moravian Brethren）。这些弟兄们后来大部分从欧洲移民到美国，今天在俄亥俄州还有许多他们的后代。这一派在实行上恢复得很接近圣经，但在真理的恢复上还有些不够。 又过了一个世纪多，主兴起英国的弟兄们（Plymouth Brethren）。他们又往前进步，所恢复的可以说达到了圣经的九成。达秘（J. N. Darby）于一八二九年第一次去参加弟兄们的聚会时，还是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。后来他看见真理，就脱离了宗派。由于达秘的恩赐最高，对圣经的讲解最高明，就逐渐变作弟兄会中一位最重要的带领人，被公认为解经之王。潘汤弟兄（D. M. Panton）说，路德带领的改教还不及达秘带领的弟兄们来得高明。只不过在实行上，路德的改教有很强的宣传，现代的报纸就是在改教时代发明的。路德所写的文字借此传布出去，成了欧洲最早的新闻。而弟兄们的恢复并没有大肆宣传，因此较不为人知。 达秘带领的弟兄们，在看见上更进步，几乎合于圣经。按倪柝声弟兄看，弟兄会就是启示录三章非拉铁非召会的应验。只是好景不常，在十九世纪末，他们就落下去了；后来更因着道理见解的不同，分裂成几百派，完全跌到谷底。倪弟兄认为，到了一九二○年，神在西方无路可走，所以才到东方呼召了中国人。他亲自私下告诉我，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中国是个落后国家，在主的行动上也是一块处女地。 主的恢复在中国的起头 主后一九○○年左右，在中国有义和团作乱，就是对更正教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一个剧烈反应，结果引进八国联军攻打北京，皇帝逃到西安。联军一来，征服了拳匪，并要清朝赔偿十万万两大银。拳匪之乱期间，内地会传教士被杀死的多达二百多人。因内地会源于英国，英国人就迫切为中国祷告。到了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。在英国为此祷告的人就大大欢乐，相信是主听了他们的祷告，把满清政府推翻了。此外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是个基督徒；这一来，就把反基督教的空气倒转过来。 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○年这十年之间，神的确听了许多爱神之人的祷告，在校园里得着了一班青年人，不只有高中生，大学生更多，倪柝声弟兄和我自己也在内。我们都是用功读书的学生。第一，当然是为着自己的前途；第二，我们都爱国，想要救中国脱离列强的欺凌。那时孙中山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，爱国思想宣传得很厉害。我曾看见从黄埔军校出来的人唱着“打倒列强、打倒列强，除军阀、除军阀”，心里也非常赞成。 连在中国的西教士都承认，在这些青年人中，解经最高的是倪柝声。倪弟兄是个人才。他在一九二○年得救，一九二三年就出版“复兴报”，一九二五年又出版“基督徒报”。他的出版叫西教士惊讶：一个中国青年人，才二十岁出头就能写出这样的文字。他的信息实在是征服人。一九二○年在福州，倪弟兄和王载夫妇在王载家里有第一次擘饼聚会。王载是从烟台海军学校出来的，毕业以后，因为会讲英文，就作了海军军官。后来因爱了主，就放弃在海军里的前途；他可以说是全中国第一个撇下职业传福音的，因此在西教士中间渐渐出名。他有口才，和西教士联合起来作工，又抓住机会到美国，后来还得到美国基督教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。王载在基督教里得着名声之后，就离开倪弟兄并自立门户。在此我们看见名声对人的破坏。 倪弟兄一家四代都是基督徒，他的祖父是牧师，因此他从小就看见基督教的光景。我的外曾祖父那边有一个很爱主的浸信会教友，是个生意人。他把我母亲带到浸信会女子学校去读书。我母亲非常爱浸信会，但是自己并没有得救。在拳匪作乱时，母亲也跟着逃难，后来在牧师家里作事。我算是第四代的基督徒，从小受基督教影响。我和倪弟兄对基督教都有透彻的认识；他在福州，我在烟台，彼此原不认识。后来他出了书，我才得知这个人。我们都不约而同觉得，西教士所带来的更正教不合乎圣经，更不要说天主教了，于是我们起来反对。 倪弟兄生于一九○三年，十七岁时听余慈度传福音而得救。余慈度是中国当时最有力的传福音者。倪弟兄亲自作见证，他母亲是个老教友，是从上海最好的英文学校毕业的，个性强势，家里全由她作主。他父亲虽然是个官员，个性却完全不同，安安静静，一句抱怨也没有。他母亲整天管父亲，到一个地步，倪弟兄自己也起了反感，所以他们母子是不合的。结果余慈度来传福音，他的母亲得救了，就回家向丈夫、孩子一一认罪。倪弟兄深知他母亲的个性，就大受感动，想知道究竟是谁传福音，叫他的母亲悔改。他觉得非去听不可；第二天他去听，一听也得救了。 余慈度传福音满了能力，到一个地步，每次讲完之后，听众板凳前都是一滩滩的泪水。倪弟兄得救后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；他母亲就把他送到余慈度那里学习事奉。余慈度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，曾学习西医。后来家人要送她到英国去读医科，她里头不愿意，想要出来传道。当船开到法国的马赛港时，她对船长表示不往前去，要回去传耶稣。船长还以为她的精神有问题，但无法拒绝她，就让她回去了。她回到家乡，就被父母赶出家门。她没有地方住，也没有人认识她，直到有西教士了解她的情形，给了她一点帮助，在上海市外马路旁边租了一间房子，她就开始传福音。 余慈度到杭州传福音时，汪佩真小姐得救了。汪佩真的父亲是安徽人，也是高官，曾经到日本留学，她的继母是日本人，人非常好。她得救以后，受主感动要一生离家出外为主传福音，但是家人不允许。她自己作见证说，“那一天，我决定非离家出去传福音不可，我的父亲、母亲无法阻止我，只好送到大门口。一个倚在门框这边，一个倚在门框那边，哭着说，‘女儿！女儿！你不要父亲，不要母亲，只要你的耶稣了！’”她讲这段见证的时候，不只自己哭，听的人也无不落泪的。她出来传道时才二十五岁。她到烟台来传道，我那时十九岁，好奇一个中国女子来传福音，就去听，一听就被主抓住而得救了。以后，我成了倪弟兄的同工，汪佩真姊妹也成了我们中间的同工。我得汪姊妹的帮助最大，因为我是她带得救的。 我们得救后，都非常爱圣经。倪弟兄爱圣经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曾有一段时间一年五十二周，每周都读一遍新约。他越读越发现，基督教的情形与圣经所写的相差甚远。圣经中哪里有教皇、大主教、红衣主教这些组织？哪里有浸信会、长老会、信义会？还有，圣经说，人得救后都是在身体里互相配搭作肢体，各尽其职来事奉，这个实际又在哪里？ 圣经中有许多真理，不只在天主教里看不到，连在更正教里也听不见，关乎得救的问题也讲不清楚。我和倪弟兄一出来，就到各个礼拜堂问人说，“你知道自己得救了么？”别人还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这么骄傲，还没有上天堂，就说自己得救了。当时在我们眼前的，是变质走样的基督教，我们却是愿意照着圣经所说的来聚会。倪弟兄在南方起了头，我一知道，就在北方响应。 一直到一九三二年，我们两个人才来在一起。我请他到烟台来访问，这时我们就更有交通。一九三二年六、七月间，在我母亲家的大客厅里开始有聚会。倪弟兄读的书多，知识很广，他家里摆满了他所收集的书，以致人常说他是藏在书堆里的。他有三千多本基督教中重要的书。无论召会历史、名人传记和信息，他都滚瓜烂熟。一九三三年，我也出来全时间服事主，我就到他那里去。那时工作还不多，我们两个人常坐下来谈话，他把这些书一篇又一篇讲给我听，我们越讲越投机。若不是他带我进入主的恢复，我可能在北方也自己成立一个会。我在烟台有一个小聚会所；我相信我若去各公会带领查经，一定也受人欢迎。但是一和倪弟兄接触，我就被抓住了，并且看见今天神所要的不是我的工作，而是一个召会。这是主的恢复早期的历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