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主恢复中的行传（续）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，美国总统大选，共和党的杜威和民主党的杜鲁门竞选，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希望杜威能当选。那时，我到了杭州，为着办理七、八十位弟兄姊妹从浙江萧山移民到江西的事，有一次很重要的特会。突然间，我接到倪弟兄的紧急电报，要我立刻放下所有的事，到上海去。我到了火车站，看见号外，才知道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，政治局面要变了。
当天晚上，倪弟兄在上海召集了一次紧急同工聚会。他说，“今天请大家来，大家都知道世局在改变，我们面对世局该怎么应付？”在大家说话之先，他说，“我先声明，我们要打发常受弟兄出国。”后来，倪弟兄在聚会结束时说，“我们都留在这里，寻求主的引导。求主一个一个的带领我们。”之后他就离开上海，到福州准备第二次的鼓岭训练。临走时他嘱托我，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努力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。
岂知政局转变得太快，一九四九年二月间，共产党已经过了长江，占领南京，直逼上海。倪弟兄再次紧急召开同工聚会，开头还是说同样的话：“我们要请常受弟兄出国。”这一次他说，我们不必去寻求引导，我们都留在这里为主拚上去。这两次同工聚会的时间都很短，都是在黄昏的时候。散会后，我和倪弟兄在弄堂门口散步，我的感觉很沉重，因为大家都要留下，只把我一个人打发走。所以我问倪弟兄：“怎么你们全都要留下为主拚上去，只有我一个人出国，是不是我不配啊？”他说，“常受弟兄，你要了解，我们拚上是拚上；然而恐怕有一天，我们会被一网打尽。若是你到海外去，我们就还有所留下的。”当时，我们两人说这话是很严肃的；我们都落下泪来。我就说，“弟兄，你既这样说，我接受。”他立刻问我，要先到香港，还是台湾。我告诉他，我没有什么打算，他怎么说，我就怎么作。然而，倪弟兄嘱咐我，无论如何要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。那时，会所已经造好一半，聚会也搬到那里，搭了一个芦席棚，在棚底下聚会。之后，倪弟兄又回到福州鼓岭，要完成第二期训练。
那年三月底，共产党的军队从南京要进入上海，情势相当紧迫。当时，我仍然留在上海。有一天，倪弟兄忽然拍电报给我，要我把上海造会所及其他一切责任，都交给地方上的长老们负责，并要我去福州到他那里。第二天，我买了机票，预备先到台湾看两个孩子，再飞回福州。我的家人问我，他们怎么办？我就托弟兄们替他们买到台湾的船票，买得到船票就上船，买不到船票就留在那里。感谢主，我到了台北，隔天他们也抵达基隆。我在台北停留三、五天，将家人稍作安顿，再飞回福州，参加倪弟兄的训练。到了那里才知道，因为时局的关系，他们刚从鼓岭山上下来，搬到城里的海关巷。
过了几天，有消息传来，共产党的军队从杭州南下，很快就要到达福州了。倪弟兄立刻托弟兄们为我买船票或是机票，让我去台湾。那时真是一票难求，只好由一位弟兄陪我带着行李，待在一条小船上，等候大船的船位。我们的小船，在闽江大约飘流了两天。后来，一位和航空公司熟识的弟兄，开着吉普车来到码头，叫我快快上岸，不要管行李了。我上了吉普车，他火速载我到机场，递给我一张机票；我一上飞机，机门就关了。我就这样飞到了台湾。
我们在中国大陆经过几十年的打拚、劳苦，全国有几百处召会，至少一百多位同工，而且我们在上海有全国工作的中心。因着政局的变迁，我忽然转到台湾；那时的台湾完全是个落后地区，马路大多是石子路，很少有人穿鞋袜，都是穿着木屐，走起路来喀拉喀拉响。我躺在家里看着天花板，听木屐声，越听越懊丧。我问自己：“我到这里作什么？”真是灰心万分。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，到了四、五月间，有一天主给我一个感觉，应该顺着铁路，去访问那些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。那时，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随政府机关、医院、学校，以及被迫到台湾的，约有三百五十到五百位，都散居在铁路的重要站口。所以，我由台北直下，再从高雄一路北返，一站一站去看望他们。访问完之后，看见台湾当时虽然落后，但人口相当密集，交通便利，加上有三、五百位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还是有路。于是定规从八月一日起，在台北正式开工。
那时，全召会都积极传福音。首先，我们在台北遍发福音单张。台北人口有多少，我们就印多少福音单张，并按街道巷弄，一户一户的分发单张，撒遍全台北。其次，我们印大字福音标语，张贴在大街小巷、车站、十字路口等重要地方。弟兄姊妹的家门口也都张贴福音标语。第三，我们出福音队。第四，每周主日晚上，在台北新公园的露天音乐台传福音。那里大约能坐二、三千人。每周主日下午，福音队先出发，圣徒们穿着福音背心，在马路上游行，唱诗、敲大鼓，号召人，把人带到新公园，然后在那里传福音。到一个时候，每次主日记名的至少有四百位，成群的人得救。不到四、五年的工夫，召会中圣徒的人数就由原来的三、四百人，繁增到三、四万人，几乎达到百倍的扩增。
一九五○年十一月，我应邀到菲律宾帮忙开工，在那里住了五个半月。在我回台湾的前几天，有一位姓王的华侨弟兄来见我，告诉我说，他有负担为主在台湾岛上工作所需的一切款项全数奉献。我告诉他：“我们从年轻学习事奉主，就学一个功课，从来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人，从来不向人募捐。”他说，“这不是你来告诉我的，乃是我要求你，请你告诉我的。”在这种情形下，我觉得这是出乎主的，就告诉了他。从那时起，他年年负这个责任，达十年之久。这实在是主预备的。
因着在经济上得着供应，一九五一年五月间我回到台北，就开始筹备出版“话语职事”，是年七月出版第一期。一九五二年有头一期的训练。那次训练虽然不算太正式，但训练之后产生了大约八十到一百位全时间事奉者，那是台湾主工作中头一批的工人。在这之前，只有侯姊妹和我两个人全时间，这是因为有经济上的难处。然而在 得到经济的供应后，随即有将近一百位全时间者加进来，主的工作在各处的开展，也就得着了加强。
从一九五○年底至一九六一年，我每年至少有三、四个月在菲律宾，兼顾菲律宾的众召会与主恢复中的工作。此外，我和日本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五八年，我头一次到欧美访问时，离开台湾第一站就停在东京，和东京的弟兄们有交通，也有特别聚会。以后，每逢我往西方去时，经过东京，都会和弟兄们有些交通和聚会。
一九五八年，我受邀到英国伦敦和丹麦的哥本哈根访问并开特会。那时，我带着妻子一同游历了欧洲的几个国家，其间经过了比利时、荷兰、德国，也到了中东，包括以色列、黎巴嫩、伊拉克等国，费时约半年之久。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，经过泰国曼谷，飞抵台湾。
一九五八年是我头一次路过美国，在那里停留了三、四个月，那时主要是去英国、丹麦，回应他们的邀请。再过两年，就是一九六○年，我又到美国，那一次印象比较深刻；第三次到美国是在一九六一年，在美国住了一年，这期间并没有特别作什么。到了一九六二年底，我既清楚主要我留在美国之后，就在美国定居。当年年底，我在美国正式开工，第一次特会乃是根据申命记八章七至九节所描述的美地，释放“包罗万有的基督”这一系列的信息。与会的人不多，有少数美国人，但这些美国人都接受并响应了这些信息。